近期A股频繁出现暴跌，各界关于股市的争论也频见报端。在此应注意的是，股市短期涨跌是正常的，政府职责也不应是频繁地“挤压泡沫”和“救市”，而在于通过制度建设促使股市走向规范化、现代化。为此，最重要的是真正弄清发展股市的基本理念。
我们知道，强调股市融资功能，这是历来的传统，也是在金融供求结构扭曲背景下的无奈选择。然而，这也容易致使股市发展陷入误区，即重视股市数量指标，而忽视发展内涵。例如，中国等“金砖四国”的IPO规模远居全球前列，但这并不能说明这四个国家的金融市场比欧美国家更发达，而恰恰说明了这是发展中经济体的“非正常”阶段。只有真正使A股功能定位从“融资途径”中走出来，才能彻底改变股市“圈钱”的形象。
当然，这不仅需要理念的转变，更需要制度完善与配套改革，如改革上市公司选择机制、完善新股发行制度、大力发展债券市场等。
还有，作为面向公众的公开市场，股市运行首先要避免公共利益受到损害，在此过程中，过分强调通过股市来完成国家战略意图，是不符合现代资本市场发展原则的。最为典型的是，依靠股市进行国有企业整合重组的战略目标是弊大于利的。客观上说，由于国企本身具有特殊的资源优势，以及与政府之间难以阐明的内在关系，国企通过股市进行资源配置的行为，往往会损害公众的长远利益，并且使政府始终难以摆脱“裁判员”与“运动员”的双重角色。
此外，股市也难以起到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功能。事实上，我们之所以要谈增加居民财政性收入，不是简单地指“藏富于民”，而是在财富两极分化严重、社会中下层收入增长乏力的情况下，为中低收入者增加消费能力。而从各国股市发展历史来看，股市都难以担当这种功能。由于财产基础差异、风险承受能力不同、信息不对称等因素，股市的游戏规则从来都不是为中低收入者制定的。总体来看，股市的“藏富于民”只能是引起有利于中高收入者的财富再分配，而政府则应通过保护中小投资者，来避免这一效应的过度扭曲。因此，依靠股市来普遍增加一般公众的财产性收入，只是“镜花水月”。从根本上看，要真正提高中低收入者的福利水平与消费能力，除了增加其可支配收入，更要从两方面着手，即切实增加政府的社会保障性支出，以及创新用于扩大消费能力的金融手段，如消费信贷。
应该说，为促进股市健康发展，政府理念应该集中于两方面，一是提高金融资源流动与交换的效率，二是避免财富的“逆向”再分配效应。
对此，一方面应对股市中的违法违规行为予以严惩。除了解决现在违规成本太低的问题，也要增强规则执行效力。另一方面，现代股市运行越来越有利于上市公司、大股东、机构投资者，如果政府不加以约束，则股市的公平和效率就都会大打折扣。尤其是在我国，由于信息不对称，在股市上涨阶段，中小投资者在博弈中只获得更少的利益，而在股市下跌阶段，中小投资者则会遭受更大损失。如此反复，股市就会成为财富从中低阶层向上层不断再分配的工具，这并不符合和谐社会的发展原则。因此，建立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原则，也是中国股市发展的重中之重。
(作者杨涛,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