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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先生最后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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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4-18 13:51:5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孙中山逝世后,在中央公园设立的灵堂。

  孙中山

  1924年11月30日,孙中山、宋庆龄离开神户前往天津时拍摄的合影。

  国民党党内同志在孙中山灵柩前。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溘然长逝。临终前,他口中仍不住呼唤:“和平……奋斗……救中国……”

  5个月前,他应冯玉祥之邀,从广州出发北上北京,共商国是。然而,谁也没想到,北京会成为孙先生人生的最后一站。

  孙中山的北上之行,是他人生最后的日子。这位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在病痛的折磨下,还要一次次体会着挫折、欺骗、背叛……掌握着权柄的各方势力、各路军阀,簇拥在孙中山周围,却各自打着自己的算盘,没有一个想“救中国”,甚至对废除列强加之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也没有兴趣。

  孙中山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他生前力主联合的中国共产党才是他真正的同志。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忠诚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最终,“救中国”的理想在中国共产党人手上得以实现。

  冯玉祥政变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打响。

  “东北王”张作霖率领15万大军,兵分两路,向坐镇北京的直系扑来。贿选上任的总统曹锟,急如星火地将直系军阀的实权人物吴佩孚请到北京主持战局。

  对于眼前的战局,吴佩孚显得信心十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夸下海口:“我出兵20万,两个月内一定可以平定奉天。”他甚至连得胜后如何安排张家父子都想好了:张作霖下台,他的儿子张学良可以出国留洋嘛!

  事实证明,吴佩孚的确实力超群。他一出马,直系军队在前方的阵脚就稳住了。可是,就在他打算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时候,后院儿着火了。

  1924年10月22日晚上,直系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并没有奉命从古北口出发,接应正在山海关附近作战的吴佩孚,而是调转方向,率队返回了北京。

  当天,冯玉祥率部一路走一路割断电线,封锁消息,以最快的速度兼程140里,杀回北京城。晚上9点,冯玉祥的部队开到安定门城楼下,不费一枪一弹,就杀入了北京城,包围了总统府。

  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时,孙中山正在韶关。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打响,孙中山召开军事会议,决定趁势北伐,推翻直系军阀。为此,他将北伐大本营设在广东韶关,并于9月20日亲自到韶关督师北伐。

  北京政变发生的第三天,孙中山才辗转通过日本驻广州总领事天羽英二得知消息。孙中山大喜过望,虽然他好几年前就接触过冯玉祥,但他没想到,冯会这么干净利索地将曹锟拉下台。

  其实,冯玉祥与曹锟和吴佩孚关系很不好。由于他不是曹吴二人的嫡系,再加上个性强,正义感盛,总是受到排挤。曹锟贿选上台后,克扣冯军军饷达11个月之久。冯玉祥派人到北京讨要,还被曹锟手下的贪官污吏狠狠刮了一层皮。

  另一方面,国民党从未停止与冯玉祥的接触。1920年冯率部驻扎汉口的时候,孙中山就曾派国民党党员徐谦拜访过冯玉祥。后来,冯玉祥拜读了孙中山赠送给他的《三民主义》和《建国大纲》,对于孙中山的主张更加心有戚戚焉。1922年,当孙中山派人劝冯玉祥相机“倒直”时,冯玉祥表示:“目下直系兵力数倍于我,如冒险盲动,必遭失败,待时机到来,我一定有所举动。”

  事实证明,冯玉祥当时并非随口搪塞,他一直在等待彻底击垮直系军阀的时机。

  冯玉祥后来在自传《我的生活》中回忆,1924年9月的一天,第十五混成旅旅长孙岳到南苑祭拜昭忠祠,冯玉祥与他进行过一次密谈。冯玉祥开诚布公地向孙岳表示,直奉战争一触即发,他誓死反对这种不义之战。他打算利用形势,伺机倒戈,如果能推翻直系军阀,就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局。

  孙岳早年曾经参加过同盟会,很受孙中山赏识。后来,他虽然因缘际会加入了直系,但是一直与国民党元老李烈钧、李石曾交往甚密。

  孙岳与冯玉祥一拍即合,并且联系了陕西暂编第一师师长胡景翼。胡景翼与孙岳一样,也是老同盟会会员。因为是“半路出家”,他在直系中也很不得志。于是,三人商定了发动政变的具体计划和步骤,就等待时机成熟,一举起事。

  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曹锟委任孙岳做了京畿警备副司令,负责北京治安。这下正中冯玉祥、孙岳等人的下怀。当冯玉祥的部队开到北京城下时,孙岳开门迎接,来了个里应外合。与此同时,驻扎在迁安、遵化的胡景翼也率部返回通州,直逼京城。

  10月23日,冯孙胡三人联名发出了呼吁和平的“漾电”。在前方打得正欢的吴佩孚看到“漾电”,大吃一惊。虽然他处处防着冯玉祥,但还是没料到冯会在这个节骨眼上倒戈。

  此时,吴佩孚阵脚大乱。一方面,他刚刚在与奉军的较量中处于上风,不想放弃得来不易的优势局面;另一方面,他又急于回京营救大总统曹锟。于是,他率领一少部分军队返回北京,剩下的部队继续与奉军作战。

  结果,回京“救驾”的直军人数太少,不是冯玉祥国民军的对手,而留在前线的部队,也因北京政变军心大乱,很快就让奉军打了个落花流水。吴佩孚腹背受敌,苦心经营多年的军队一下子土崩瓦解。

  孙中山得知冯玉祥政变成功的消息后,一时间竟不敢相信是真的。他在事变发生后的一次演讲中说:

  (冯玉祥)于六个月前,便来了一个报告,说在北京布置已经有了很好的成绩,军队赞同的很多,力量也是很大,中央革命马上可以发动,要我先到天津去等候机会。但是那个时候,我还不大相信能够有这件事。只可对他们说,你们何时有事变发生,我便何时可以到北方去。但是在事变没有发生以前,我便不能前去……到了前十几天,他们果然有很大的变动,推倒曹、吴。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孙中山对于这场政变,毫无思想准备。那么,他是否该如前所述,立即前往北京主持大局呢?

  慨然北上

  此时,北方的情况有了微妙的变化。

  冯玉祥在向孙中山发出邀请的同时,将已退出政坛好几年的北洋军阀大佬段祺瑞也请了出来。

  不可否认,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有基于正义、同情革命的一面,但要说一个出身行伍的军阀毫无私心杂念,一心只为理想,也不够实事求是。事实上,冯玉祥敢于挥师倒戈,最现实的动因就是想摆脱曹锟和吴佩孚的控制,扩大自己的势力和地盘。

  虽然政变之前他与张作霖暗送秋波,缔结攻守同盟,但政变成功后,冯张二人立刻就开始抢地盘了。当初张作霖曾赌咒发誓说,自己的部队不会进关。可这边直系刚倒,那边他的部队就开进了关内。

  1920年,直系和奉系联手打败了段祺瑞的皖系,令老段丧失了一切政治资本,退出了政治舞台。然而,当冯玉祥与张作霖谁也不服谁时,他们又想起了这位老资格军阀。在冯玉祥看来,相比空有报国理想而没有实权的孙中山,段祺瑞显然更镇得住群龙无首的各地军阀。

  既然段祺瑞已经出山,孙中山还要不要北上?国民党内对此进行了一番讨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孙中山政治顾问鲍罗廷,极力主张孙中山北上。鲍罗廷认为北京政变为国民党提供了一个登上国民革命斗争大舞台并成为大政党的极好机会,国民党要借此宣传自己的主张,扩大自己的影响。

  鲍罗廷一席话,说到了孙中山的心坎上,但是国民党同人提出的安全问题,确实也不可忽视。事实上,孙中山自己对于这次北上的祸福吉凶,也颇无把握。启程北上之前,孙中山曾在演讲中几次提到了“死亡”。

  离粤前,他在与蒋介石话别时说:“余此次赴京,明知其异常危险,将来能否归来尚不一定。然余之北上,是为革命,是为救国救民而奋斗,又何危险之可言耶?况余年已五十九岁,虽死亦可安心矣!”

  几天以后,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又慨然说:“我这次往北方去,所主张的办法,一定是和他们的利益相冲突,大家可以料得我很有危险。”甚至在和同志们话别时,他也说过:“我老了!不知道命在今年,还是明年呢!”

  没想到,一语成谶,只不过击倒他的不是军阀,而是病魔。

  11月10日,孙中山以国民党总理的名义发表了《北上宣言》,重申“北伐之目的,不仅在推翻军阀,尤在推翻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力求在中国实现三民主义。

  《宣言》中提出推翻帝国主义的主张,立即引起了西方列强的警觉。当孙中山抵达上海时,英文《字林西报》竟叫嚣拒绝他进入上海租界。

  当时,中国政坛发生的任何风吹草动,背后都有西方列强的影子。这场惊天动地的北京政变也不例外。曹锟、吴佩孚的背后是英美势力,而极力鼓动推翻直系势力、扶植张作霖的却是日本。不难看出,在北京政变成功后,最为欢欣鼓舞的就是日本人,而最恼火的莫过于英国人。

  在上海经历了英国人的威胁后,孙中山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绕道日本前往天津。国民党方面公开的说辞是,上海到天津的火车不通,上海到天津的船又没有合适的船位,因此绕道日本前往天津反而更快,但明眼人一看便知,孙中山选择在这个节骨眼上去日本,绝对是别有深意。

  在革命生涯中,孙中山与日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日本在孙中山革命失败时给予过他许多资助和庇护,他跟许多日本政界人物私交甚密,甚至连“中山”二字都来自于他在日本的化名“中山樵”。因此,他一直对日本抱有幻想,希望能促成中日联盟共同抗击欧洲帝国主义。今天看来,这无异与虎谋皮。在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国家中,下手最狠、野心最大的非日本莫属。

  鲍罗廷料到孙中山的日本之行将毫无收获,但是他并没有出言阻拦。他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写道:“要阻拦他(孙中山)走这一步是非常不明智的。除了他从日本之行中获得亲身感受,没有什么能作为他对消除日本幻想的有力证据。”

  果然,孙中山抵达日本后,便遭受了日方一连串的冷遇。

  抵达日本神户后,孙中山在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说:“中国此刻能不能够废除不平等条约,关键不在别国人,完全在日本的国民能不能够表同情!”

  与正处心积虑想从中国攫取更大利益的日本讲“同情”,当然不会得到任何同情。当时,日本人正在不遗余力地扶植建立一个亲日的北京政府,对口口声声要“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孙中山,避之唯恐不及。孙中山还没到达日本,日本外务省亚洲局局长出渊胜次就拒绝了孙造访东京的请求。出渊甚至对国民党驻东京代表殷汝耕说,孙文要求立即废除不平等条约是无视现实的理想论。孙文如果牺牲部分主张,与中国军阀中有声望的段祺瑞合作,建立中央政权,日本倒是愿意提供援助。

  不但日本官方拒绝和孙中山接触,就连他那些多年好友,也纷纷退避三舍。“革命密友”犬养毅借故不见;日本商界要人涩泽虽然礼节性地前往码头迎接,却以身体不适为由拒绝与他长谈;而日本实力派人物头山满则公开向他提出若想废除不平等条约,则须以满蒙作为交换。

  11月30日,在日本盘桓数日的孙中山,登上了前往天津的邮轮“北岭丸”号。日本之行,他不但没有达成目的,反而四处碰壁。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孙中山很不愿意再提到这次日本之行,可见此行对他的伤害之深。

  天津碰壁

  12月4日中午,孙中山与夫人宋庆龄一行人抵达天津租界利昌码头。此时,码头上已经是人山人海。天津50多个社会团体的工人、学生、市民共两万多人前来迎接他。人群中,“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标语和旗子迎风飘舞;“孙中山先生万岁!”“国民会议万岁!”“国民革命万岁!”的呼喊声此起彼伏。

  欢迎人群中的邓颖超,几十年后仍对当时热烈的场面念念不忘。她向宋庆龄回忆:“记得1924年冬,你和孙中山先生北上路过天津。你们出现在轮船的甲板上,同欢迎的群众见面。我在欢迎行列中,看到为推翻清朝帝制,为中国独立、自由、民主而奋斗不息的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坚定沉着,虽显得年迈,面带病容,仍然热情地向欢迎的人群挥帽致意。”

  下船后,孙中山一行乘汽车抵达下榻的张园,天津各界代表马上接踵而至。众人又是寒暄,又是拍照,直到下午两点才渐渐散去。

  天津各界对孙中山先生的北上之行,寄予了厚望,但是手握重兵的军阀们又是怎么想的呢?孙中山心中殊无把握。

  在前往天津的船上,他对来访者说:

  我所发表的主张,最重要之一点,就是在求日本援助中国,废除中国同外国所立的一些不平等条约……中国一日没有完全独立,我便一日不情愿做总统……如果北方有胆量,能够赞成南方的主张,废除那些不平等的条约,于中国前途有大利益,南北才能调和……所以我这次到北京去,是不是执全国的政权,南北是不是统一,就在北方政府能不能够赞成我们南方的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争回主人的地位,从此以后再不听外国人的话……

  自11月10日发表《北上宣言》起,孙中山屡次提出“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问题,但军阀们应者寥寥。孙中山急于想了解北方军阀们对此问题的态度。

  已经决定出山的段祺瑞,本打算在天津等候孙中山抵津,“共商国家大计”后再一同进京。可是,11月17日逃亡武汉的吴佩孚突然发表“筱电”,宣布“组织黄河上流及长江同志各省的护宪军政府”。直系的失败完全是由于冯玉祥倒戈,吴佩孚的三万多军队虽然被奉张收编,但他在全国仍有不少拥护者。冯玉祥和张作霖怕直系死灰复燃,连忙催促段祺瑞“入京就职,以维中枢”。段祺瑞也担心节外生枝, 功亏一篑,于是于11月21日进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因此,孙中山到达天津时,只有张作霖留在天津。

  到达天津的当天下午,孙中山就在孙科、汪精卫、李烈钧等人的陪同下,前往曹家花园拜访了张作霖。然而,张作霖对他的态度却非常冷淡。

  孙中山寒暄说:“这次直奉之战,赖贵军的力量,击败了吴佩孚,推翻了曹、吴的统治,实可为奉军贺喜。”可张作霖的反应却十分冷淡,他说:“自家人打自家人,有什么大惊小怪,更谈不上什么可喜可贺。”

  谈话陷入僵局,李烈钧连忙打圆场:“事情虽是这样讲,要不是把国家的障碍吴佩孚之流铲除,虽想求国家进步和人民的幸福,这是没有希望的。今天孙总理对雨亭之贺,实有可贺的价值,也唯有雨亭能当此一贺。”

  听了这话张作霖才有了点儿笑模样。他对孙中山说:“我是一个捧人的,可以捧他人,即可以捧你老。但我反对共产,如共产实行,我不辞流血。”然后,张作霖又劝孙中山暂缓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努力。

  这次会谈显然非常不愉快,当晚孙中山回到张园,便感到肝部隐隐作痛。他本打算只在天津稍事停留便进京,可突如其来的恶疾,让他不得不多休养几天。

  孙中山在天津养病期间,段祺瑞等人在北京忙着推出善后会议。为了争取列强的支持,12月7日段祺瑞竟然在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说:“孙所言之废除不平等条约,余殊不能赞同。”

  病中的孙中山,得知此事十分震怒。他对段祺瑞的代表叶恭绰、许世英二人怒道:“我在外面要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什么道理?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重他们,为什么还来欢迎我呢?”

  正应了“怒极伤肝”的老话,自此孙中山的病便一日重似一日了。


 

  孙中山遗体在协和医院做过防腐处理后,移往中央公园。当天,协和医院外人山人海,交通完全断绝。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在中央公园举行了盛大的葬礼。图为中央公园门口扎起“天下为公”纸牌楼。

  社会各界人士前往中央公园吊唁孙中山。

  1925年4月2日,孙中山先生的灵柩移厝西山碧云寺。

  病入膏肓

  1924年的最后一天,孙中山一行人登上了从天津开往北京的火车。

  冯玉祥派得力干将鹿钟麟负责孙中山一行的安保工作。当鹿钟麟登上孙中山乘坐的车厢时,大吃一惊,“孙先生不是坐着而是正躺在卧铺上”。随行人员环侍在孙中山周围,从孙中山的面容看,鹿钟麟直觉感到他身体状况非常不好。

  其实在天津时,孙中山的病情就已经很危重了。前文说过,与张作霖会面回来的当晚,孙中山便发冷发热、肝部隐隐作痛。宋庆龄等人连忙请来德国医生史密特为他诊治。经过检查,史密特认为孙中山是由于旅途劳顿加上气候不适引起的恶性感冒。于是,便针药并施,当作感冒治疗。

  转眼半个月过去了,孙中山的“感冒”丝毫不见好转,腹部胀痛感还愈加剧烈。史密特又给他做了检查,发现孙先生的病不是“感冒”那么简单,而是得了“年代既久之肝病”。面对突如其来的噩耗,宋庆龄、汪精卫等人不胜错愕。他们又请日本医生小筌勇来检查。结果,小筌勇医生的结论与史密特不谋而合。

  天津的医疗条件不如北京,在医生的强烈建议下,孙中山扶病登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

  12月底的北京,正是一年中最冷的时节。鹿钟麟记得,那一天北京刮起了凛冽的北风,乌云压顶,一片愁云惨雾。

  虽然天气不好,但是前门东车站的欢迎气氛却非常热烈。听说孙中山先生抵京,无数市民、学生把车站挤得水泄不通。他们每人手里都挥舞着一面小旗子,有的是红色的,有的是绿色的,上面写着“首倡三民主义,开创民国元勋、中国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的字样。还有两面大横幅,一面上书:“欢迎民国元勋、中国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另一面上书:“北京各团体联合欢迎孙中山先生”。

  鹿钟麟看到欢迎队伍,心中忐忑不安。为了保障孙中山的安全,他特意从永定门火车站提前上车,建议孙先生一行从永定门站下车。孙中山理解他的良苦用心,但仍坚持在前门东站下车:“我是为学生、为民众而来的,我不能只为了个人安全打算,而辜负学生和民众对我的这番热情。请不要担心,我要在前门东站下车,学生们和民众们即使是挤着我也是不要紧的。”

  来欢迎的民众们似乎也发现,孙中山的身体状况不佳。人们都肃穆地站在站台上,没有一个随便说话,随便乱动,只听见小旗子被风吹得瑟瑟作响。

  孙中山在众人的陪伴下,徐步走过欢迎队伍,含笑答礼。然后,乘汽车前往下榻的北京饭店。

  孙中山住进北京饭店后,随员们请了4名德国医生和3名美国医生前来会诊。大家一致认为孙中山所患的乃最烈之肝病,需要马上进行手术。但孙中山年老体弱,国民党党内要员们都怕他经受不住手术,一致主张保守治疗。

  面对这种情形,医生们感到很为难。他们给孙中山照了X光,确认他的肝部还没有化脓,于是同意先用针剂注射保守治疗,并且告诫孙中山切忌读报、会见宾客,一定要专心静养。

  此后,德国医生克礼每天两次来为孙中山治疗,但保守治疗了20天,他的病情没有丝毫好转。1月20日,克礼发现孙中山眼球周围出现黄晕,而且不思饮食,吃什么都吐。各国医生再次前来会诊,一致认为,孙中山的肝脏已经开始化脓,眼球四周的黄晕,乃是脓液侵入肌体的表现。如果再不进行手术,孙先生恐怕就要命在顷刻了。

  1月26日,孙中山被送入协和医院。当天下午4点,协和医院外科主任邵乐尔为他进行了手术。邵乐尔剖开孙中山的腹腔后发现,整个肝脏表面、大网膜和大小肠上长满了大小不等的黄白色结节,结节发硬,将腹脏之器官连在一起,脓血甚多。凭经验,邵乐尔医生判断孙中山得的是肝癌。

  孙中山的癌症已经泛滥成灾,医生也无力回天。他们只能简单用水清洗,并割取肿瘤表皮进行化验,然后便缝上了伤口。手术进行得非常快,仅仅二十五六分钟,孙中山便被推了出来。

  次日,克礼、协和医院院长刘瑞恒,还有为孙中山主刀的邵乐尔联合出具了报告:中山先生所患系肝癌,且已是晚期。

  宋庆龄等人看到确诊报告,顿感五雷轰顶。手术已经无力回天,院方向他们推荐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镭射疗法。镭射疗法类似于现在的“放疗”,医生用各种不同能量的射线照射肿瘤,以期抑制、杀灭癌细胞。

  1914年前后,镭射疗法才在欧洲起步,当时还处于实验阶段,对癌症能起到多少作用,谁也不敢说。进行了几天镭射疗法,孙中山的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四肢又开始浮肿。刘瑞恒院长找到孙中山的身边人表示,镭射疗法最多只能用48个小时,现在孙先生已经治疗了48小时,毫无效果,他们已经束手无策。

  这时有人提出,不如试试中医吧!可孙中山不同意,他说:“协和医院是西医院,在西医院用中医,会被人误解为对其不信任,医院规矩不可由我而破。”汪精卫说:“不使医院知道便是了。”孙中山听完此言生气地说:“我一生未做过不可告人之事,断乎不可!”

  然而,孙中山极其信任的协和医院,面对他已经扩散的癌细胞,也毫无办法。2月17日刘瑞恒院长对孔祥熙坦言:“孙先生的病状由不好转为极不好,生存已是无希望了。”

  次日,国民党要员们决定接先生出院。随着升降机徐徐下降,孙中山的病床下降到一楼,一辆宽大的汽车已在协和医院门口等候多时。孙中山的病床被推上汽车,缓缓向铁狮子胡同5号顾维钧宅邸驶去。大家心里都已隐隐感到,那里可能就是孙中山人生的最后一站。

  “和平,奋斗,救中国”

  西医已经束手无策,宋庆龄等人极力主张试试中医,但是孙中山本是学西医出身,从来没看过中医,也没吃过中药,心里不免抵触。为此,他们特意请来与孙中山惺惺相惜的胡适做说客。

  1920年胡适患肾炎,西医医治毫无起色。没想到,京城名医陆仲安几服药下去,胡适的肾炎竟然好了。从此,胡适对中医刮目相看,陆大夫也因治好了胡博士而名闻遐迩。胡适与陆仲安结下了深厚友谊。直到1921年,《胡适日记》中还有胡适给陆仲安送了4块衣料以示感谢的记录。

  有了胡适的现身说法,孙中山终于同意请陆大夫诊治。然而,孙中山已是癌症晚期,与胡适的病不可同日而语,陆仲安心中也殊无把握。两服药下去后,孙中山气色好转,浮肿似乎也消了不少。正在大家以为有所转机时,22日他突然开始腹泻。陆大夫见此情景,也不敢再行施治了。

  就在一筹莫展时,一名叫王纶的留日医生专程从山东赶来。他带来一瓶日本新发明的“驱癌液”——卡尔门加。经克礼等人化验,此“驱癌液”的主要成分是“沃度和海莴苣配合而成”,可以放心使用。于是,孙中山前后注射了5次“驱癌液”。

  注射了“驱癌液”后,孙中山的脉搏和体温明显平稳了许多,但克礼医生仍不敢抱多大希望。他告诉大家只有孙先生肝脏腹水减退,病情才算真有起色。对此,王纶也表示同意。又注射了两次后,孙先生的腹水不减反增,王纶也终于表示无能为力了。

  2月24日,孙中山的生命已进入倒计时,克礼医生不得不提醒家属和随员们,到考虑后事的时候了。

  当天下午,汪精卫、宋子文、孔祥熙、孙科四人来到孙先生的病床前。此时的孙中山虽然身体极度虚弱,但是意识仍十分清醒。他见四人欲言又止的模样,问道:“你等前来,将有何言耶?不妨直陈。”汪精卫凑到近前委婉地说:“要请先生留下些许教诲之言,俾资遵循。”

  孙中山沉默良久后,不愿意多言,表示死后“由汝等任意去做”。四人苦苦恳求,汪精卫说:“本党又际重要时会,其进行不能一刻停滞,还请先生早赐训诲,以便吾等遵守,以利党务进行为是。”

  见众人求得恳切,孙中山道出自己的顾虑:

  吾若留下说话给汝等,诚有许多危险。当今无数敌人正在围困汝等,我死之后,彼辈更将向汝等进攻。甚至必有方法令汝等软化。如果汝等不被敌人软化,强硬对抗,则又必将被加害,危险甚大。故吾仍以不言为佳,则汝等应付环境,似较为容易也。如吾必定说出,汝等将更难对付险恶之环境矣!

  当时,已经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的段祺瑞正在推进善后会议;张作霖已经撕毁“奉军不入关”的诺言,挥军入京;而当初力邀孙中山北上的冯玉祥,已经被段祺瑞、张作霖排挤出京,把军队撤到张家口。几个月前还看似形势一片大好的中国政局,又扑朔迷离起来。此时的国民党可谓强敌环伺,形势瞬息万变。孙中山担心自己留下明确的遗嘱后,会令党内同志无法随机应变,因此打算缄默不言。

  但作为孙中山的追随者,汪精卫等人又无论如何不愿意让他不留只言片语便与世长辞。因此,他们替孙先生草拟了两份遗嘱,即国事遗嘱和家事遗嘱。其中,国事遗嘱中便有近百年来人们一直传诵的那段话: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孙中山听罢遗嘱,点头表示赞成。汪精卫等人当即想请孙中山签字。正在此时,屋外传来宋庆龄的哭声。孙中山怕宋庆龄伤心过度,对汪精卫说:“你且暂时收起来吧!我总还有几天的生命。”

  3月10日,克礼医生在第21次病状报告书中写道:“孙先生病情日益危险,体力渐次消失,水肿亦增剧,胃纳愈少乃至终止,且间有昏迷,已临危险之境。”

  次日午夜,在病房里值班的何香凝发现,孙中山瞳孔时有放大。她呼唤几声“总理”,孙中山只是动动嘴却发不出声音。何香凝感到孙中山大限已至,连忙招呼众人说:“总理离仙逝的时间不会很远了,快把上次拟好的遗嘱拿去签字。”

  大概是回光返照,当众人聚到孙中山病床边时,他神志格外清醒。环顾众人后他说:

  余此次来京,以放弃地盘谋和平统一,以国民会议建设新国家,务使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实现。乃以痼疾所累,行将不起。死生常事,本无足惜,但数十年为国奔走,所抱主义终未完全实现。希望诸同志努力奋斗,使国民会议早日成立,达到三民、五权之主张,则本人死亦瞑目矣。

  众人听罢都掩面而泣,不能自持。

  汪精卫把遗嘱铺在炕桌上,宋庆龄将孙中山扶起,让他靠在自己身上,并握着他的手签下了“孙文”二字。

  3月12日上午,孙中山溘然长逝。临终前,他口中仍不住呼唤:“和平……奋斗……救中国……”

  “死总理吓死活执政”

  得知孙中山逝世的消息时,段祺瑞正在开国务会议。

  虽然段祺瑞执政府并没有得到孙中山的认同,不久前孙中山还公开抨击过他“外崇国信,尊重条约”的卖国政策,但段祺瑞对这位革命先行者的逝世,仍十分重视。他立刻下令停止办公,下半旗致哀。

  孙中山的后事如何办?治丧事宜刚一提上日程,段祺瑞执政府与国民党方面就发生了严重分歧。

  3月1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与政治委员会开会决定,孙中山的灵柩在迁入南京紫金山之前,暂时停于中央公园(社稷坛)内。

  段祺瑞得知此事,认为不妥。他派内务部次长王耒前来表示,灵柩停在中央公园不利于安保,不如停在先农坛比较稳妥。如果国民党方面不赞成停在先农坛,那么暂时停在铁狮子胡同行辕也行。

  国民党方面刚刚痛失领袖,党人们情绪都比较激动。他们见段祺瑞想插手治丧事宜,全都怒不可遏。李烈钧对王耒说:“社稷坛为国家所有,不是段执政所得而私的。总理手创共和,段执政乃得今日安居宫苑。今总理为践约北来,不幸病逝,治丧于社稷坛,段执政还能够表示不同意吗?”

  王耒没想到会受到国民党人这样强烈的抵制,一时间张口结舌。见气氛尴尬,熊希龄劝解说,中央公园乃是商办,停灵事宜无须通过政府,只要中央公园董事会同意即可。他愿意负责跟中央公园董事会沟通此事。

  双方僵持不下时,时任京畿警卫总司令鹿钟麟找到段祺瑞转圜。段祺瑞说,他之所以反对在中央公园停灵是担心学生闹事。鹿钟麟说,如果学生想闹事,停在先农坛也会闹事。段祺瑞想想有理,于是表示,只要保证学生不闹事,他就同意在中央公园举行公祭。

  1925年3月19日,孙中山先生的遗体在协和医院做过防腐处理后,移往中央公园。当天,协和医院外人山人海,交通完全断绝。沿着王府井、东长安街、天安门,直至中央公园一线,道路两边站满了前来送灵的人群。

  设在前门西城墙马道上的礼炮不时鸣放致哀,航空署派来的四架飞机在中央公园上空盘旋。灵柩所过之处,沿途群众脱帽鞠躬致敬,有的泪流满面,有的高呼“孙中山主义万岁”,还有不少人涌向前想摸一摸孙先生的灵柩。由于人群过于拥挤,许多警卫部队的士兵都被挤倒,治安几不可控。

  灵柩在中央公园社稷坛大殿中停稳后,全体向孙先生遗像三鞠躬。鹿钟麟记得,当时汪精卫痛哭失声,表现得最为悲切。没想到,十几年后他竟然背叛先生遗志,成了大汉奸,真是始料不及。

  3月24日至4月1日公祭期间,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各界人士前来吊唁。据《北京各界祭吊孙公之统计》记录,前来吊唁签名的个人有7.4万人、机关团体有1254个,治丧处发出的黑纱达5600万份。

  与社会各界痛悼孙中山先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原本答应出席公祭活动的段祺瑞却没有露面。公祭第一天,执政府临时通知治丧处,段因为脚肿不能亲来致祭。

  接到通知的李烈钧非常愤怒,他站在社稷坛的台阶上对前来祭奠的民众说:“孙先生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军阀丧权辱国,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一样,恨孙先生,怕孙先生;活着怕他,死了还是怕他……死总理吓死了活执政。”

  一时间,群情激昂。代表段祺瑞前来祭奠的内务总长龚心湛,见此情景尴尬无比,念完祭文便匆匆离去了。

  4月2日,孙中山先生的灵柩移厝西山碧云寺。直到1929年奉安南京紫金山安葬前,孙中山的灵柩一直停放在碧云寺。

  孙中山先生临终前留下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遗嘱,然而他身后的民国却乱象纷呈。1926年3月18日,排挤孙中山而成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的段祺瑞制造了“三一八”惨案;此后张作霖的奉军占领北京,实行更加严苛的统治;1927年4月12日,国民党的北伐刚刚有一点起色,蒋介石便对盟友共产党举起了屠刀,背叛了孙中山生前提出的“联俄联共”的主张。孙中山致力于革命40年,但他手创的国民党未能为中国赢得独立自由。反倒是中国共产党人接过了他的衣钵,一路筚路蓝缕,最终迎来了民族的曙光,完成了先生的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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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T+8, 2017-8-17 0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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